保罗·伯克特（Paul Burkett）是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回归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澄清了许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具有“反生态倾向”的误解和批判。伯克特从生态视角重点论述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愿景和建立“自由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思想所蕴含的生态性。与此同时，伯克特指出，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符合生态发展的要求，共产主义社会是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这将有助于加深对马克思共产主义社会生态思想的认识，也有助于理解和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马克思共产主义愿景的生态关怀

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愿景并未认识到“自然资源短缺”，即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隐含的假设是“自然资源实际上是无限的”。环境政治理论家罗宾·埃克斯利（Robyn Eckersley）、维克多·费尔基斯（Victor Ferkiss）等人则认为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是一种技术乐观主义。［1］伯克特对这些批评进行了回击，阐述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反生态性的分析以及共产主义愿景中蕴涵的生态性。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无法解决异化的社会化产生的问题，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具有竞争性，其目的在于攫取利润以便获得更多财富，这种生产是通过对生物圈大规模的破坏而实现的。要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不仅要保护现存的自然财富，而且要将社会生产转变为适合自然、人与社会共同生存的形态。伯克特详细论述了马克思共产主义社会关于劳动、人的需要和财富衡量标准三方面的生态思想。

首先，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具有内在统一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进行社会生产，这种生产具有阶级属性。在共产主义社会，工人可以与自然和社会不断融合以发展其自身。在这里，工人的生产劳动不再具有阶级属性，其利用自然条件创造财富的方式是一种亲生态的、适合自然与社会发展的模式。

其次，共产主义社会能够满足人的发展的生态需要。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确实提高了工人阶级的消费质量和水平。但是，资本家始终以牺牲工人的健康和生活为代价，剥削工人的劳动力来获取资本，工人在生产领域的自然需求被忽视。［2］伯克特指出，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共产主义社会能够增加工人的自由时间，使工人参与更高层次的活动，破除由劳动异化造成的工人的自由时间和消费水平的异化，进一步加强工人与自然的联系。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已经回到了他的“洞穴”之中，只能首先满足其自身的基本生活的需要。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的自身发展的需要扩展为更高层次的需要，人逐渐关注和重视自身与社会和自然的联系，在一定程度将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浪费。

最后，共产主义衡量财富的标准具有生态性。伯克特认为，马克思将自由时间作为共产主义衡量财富的标准符合生态要求。资本主义是为了增加生产者的剩余劳动时间，而共产主义通过自由时间的扩大创造财富，使用劳动时间作为成本的衡量标准。［3］共产主义将缩短工作日赋予个人更多的自由时间，即使劳动力仍然是衡量财富生产的重要指标。

二、建立“自由联合体”的生态要求

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常常认为，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包含着人类对自然统治的反生态伦理，这种带有“普罗米修斯”倾向的看法是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误解和歪曲。马克思表明资本主义反生态的发展阻碍人与自然的和谐进化，而共产主义将减少对人自由发展的限制，建立“自由联合体”以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将自己的劳动力作为一种交换价值，以维持自己的正常生活。对于资本来说，劳动力和自然的使用价值是资本积累的一种手段，人类自身发展需要废除这种工资关系。共产主义最基本的特征是把生产者从必要的生产条件中分离出来。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将劳动者与其劳动力相分离，而共产主义社会使工人成为独立的力量。［4］自然将从异化的、独立的力量将转变为一般的、有条件的力量，服务于共产主义发展到高级阶段时人类的需求。［5］

实际上，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倾向于削弱一切原始资源。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他坚持将公共财产扩展到土地和其他“生命来源”。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由联合体”将土地视为永恒的公共财产，作为人类连续几代人生存和繁衍的不可剥夺的条件。这种联合赋予了人类以负责任的方式利用土地作为自由人类发展的条件，事实上，土地和劳动确实是几代人所需要的所有生活必需品的基本来源。当然，共产主义社会仍然需要依靠相关的生产者“理性地调节他们与自然的交换，将其置于共同的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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