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当代生态散文，是在现代性困境中兴起，以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整体主义和生态伦理观等生态思想作为精神内核，具有独特的生态审美追求，旨在揭露生态危机现状，探寻生态危机根源，书写自然生态之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一种散文类型。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韩少功的《山南水北——八溪峒笔记》和廖鸿基的《鲸生鲸世》等均是中国当代生态散文的代表作，尽管这些作品的题材不同，风格迥异，但都反映了作家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苇岸、韩少功和廖鸿基选择了不同于其他作家的生活和创作方式，他们远离都市，迁徙到城郊、乡村和海上，努力构建可以诗意栖居的生态乌托邦，探寻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正确方式，他们所创作的生态散文因此呈现出典型的处所意识。

一、何为“处所”

处所(place)，“是指人所依附的特定自然区域”[1]192。这一特定自然区域既受到生存于其中的人们的呵护和影响，也决定和标记了人们的生存特征和生态身份。从处所的概念来看，它强调了特定自然区域对人的生存、人格特征、生态思想以及生态身份认同的影响。人需要与特定的自然区域重建联系，通过这一方式来克服现代文明导致的人与自然的疏离感。尼尔·埃文登在《超越生态主义：自我、处所以及可悲的谬误》中指出人的自我建构离不开处所这个语境，因为不存在纯粹的个体，只有在一定语境中的个体、作为处所的组成部分并由处所所定义的个体。实际上，处所的概念并非新生事物，它的理论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就已提及处所的重要性。19世纪的环境决定论也与处所理论有关。在20世纪，海德格尔从存在论哲学的角度论述过处所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家园’意指这样一个空间，它赋予人一个处所，人唯有在其中才能有‘在家’之感，因而才能在其命运的本己要素中存在”[2]15。海德格尔的论述为处所理论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理论基础，他的论述中甚至还涉及了处所被剥夺以及非处所存在等问题。时至今日，处所理论已经成为生态主义者借以阐释何为生态意识和伦理责任的重要范畴之一。

处所理论对生态文学作家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对处所的寻觅与构建、自我生态身份的认同以及处所生存共同构成了作家们的处所意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一直是中国生态文学作家着力表达的一个重要命题。为了找到答案，选择栖居在一个特定的自然区域之内，尽可能的去接触自然的一切，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做法。苇岸、韩少功和廖鸿基以各自的方式尝试着去构建属于自己的处所，这既是对符合生态理想的生活方式的实践，也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全新体验。他们将处所中的生活和创作融为一体，用各具特色的诗意文字引领读者回归大地，走进乡村，融入海洋。身在处所中的苇岸，像一个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孩子，用新奇的眼光打量着他所见到的一切：黄河水是温暖的，白桦有体温，野火逆风而行，日出比日落缓慢，日出前后麻雀的叫声不同，颜色和阳光是有生命的……他迫不及待地将这些因为人们审美知觉的麻木钝化而被忽视和遗忘的自然景象重新呈现给人们。韩少功对处所的书写同样让人心生向往，他笔下的八溪峒是令他再次听到“各种天籁之声的纤细、脆弱、精微以及丰富”的“耳醒之地”(《耳醒之地》)；在这里，他看到了重获表情自由的可能，期待着自己能够“笑出南瓜或者石碾的味道”(《笑脸》)；在这里，他通过“土地上的种植与养殖”，明白了“绿遍天涯的大地仍是我们的生命之源”(《CULTURE》)。与苇岸和韩少功一样，廖鸿基也在处所中尽情地与自然对话。鲸豚的行为和它们身上常出现的各种刮痕，让他接收到了大海“欲表达的讯息”，体会到大海“将要诉说的故事”(《表达》)。而“飞鱼散花飞起，鲣鱼群挑拨水花，魽鱼划水溜达，蝠魟展翅滑翔，鬼头刀轮动跳水……”这些丰富的海洋生态景观更是令他感受到生命的多彩与富足。总而言之，当我们随同苇岸、韩少功和廖鸿基的文字一起进入他们精心构建的处所，就会明白处所对于他们的特殊意义。他们用自己的亲身体验和真切感受证明，只有生存在处所之中，人们才能将封闭已久的感官全部开放，才能熟悉自然，热爱自然，理解自然，敬仰自然，想象自然……才能遵循自然的方式和节奏，实现与它的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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